新冠疫情背后的——

神嘚孤獨誰懂？

1996年到1999年，我在贵州一个县的武警中队服役，就当兵这事，印象最深的除了战战兢兢的新兵连，那就是下到中队后每周五不定时间要进行一次的方案演练。这位读者可能要问了，什么方案演练啊？了解武警部队的读者都知道，武警部队跟解放军不一样，解放军只有在面对战争危险或者国内出现大的变局时才会进入战备状态，各方面力量迅速配合解放军进行动员。而武警部队负责看守固定目标，比如党政机关、重要工矿企业、监狱、看守所等，因为目标是长期存在的，所以看守任务就是作战任务，同时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比如被谣言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党政机关、比如暴徒抢劫贵金属工矿企业、比如监狱里犯人暴乱和越狱，这些都是在日常具体的执勤工作中都要面对的可能。但是，武警部队的任务就是消灭这些存在的可能，确保目标安全，确保社会稳定，所以，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武警部队从最高级的总部到最基层的执勤班，都会制定详细的应急方案，报经上级审核批准后根据制度组织干部战士学习，然后依据方案定期进行演习，由于到了基层单位，规模一般不大，就局限于一个目标，因此命名为方案演练。方案就是预案，预先想明白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进行兵力部署的行动方向，明确各班排以及单兵的作战任务，通过演练，最快速的反应，最高效的达到战斗目标。应该说，作为部队，由于有着优良的作战训练传统，这些工作执行得是相当不错的。
为什么好好的我会想到武警部队的方案演练呢？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以下简称新冠）从2019年12月底发现个例后，短短一个月时间，截止2020年1月29日24时，全国共确证病例5997例，死亡132例。据有关方面专家称，此次疫情传播速度明显比2003年的非典更快、潜伏得更隐蔽。满三十岁的中国人对于2003年的那次非典事件一定还有印象，本人在2004年曾在公安局组建的巡防大队担任过中队队长职务，还清楚的记得非典之后各级政府各部门都进一步完善了应对疫情的应急方案,我作为巡防大队的小头目也参加过一定范围内的预案演习工作布置会议，并且参与指挥过自己负责的中队参加全县范围的防治疫情预案演习。应该说从2004年到北京奥运会之前一年，每年的防治疫情预案演练还都能按时保质保量的进行，可是中国人对工作的态度就怕时间的考验，08年北京奥运会，全国人民关注奥运的心从06年就开始了，对于疫情防治的应急工作，对于各种灾难后续工作的应急演练，等等这些，就慢慢懈怠了下来。就在前两年的某一天我在晚上邀约朋友出来唱歌，他说他在赶材料，我问他什么材料，他说是疫情预案演习的材料，我印象中那一年并没有进行演习，他说所以要补材料，应付上级检查。这就是2003年非典过去十来年后中国大部分基层政府落实防灾和防疫情的预案演习态度的一个缩影。人员如何行动是一个方面，第二就是物资保障。应对任何灾难，物资保障非常重要，兵法上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灾难，物资保障要复杂得多，医疗药品器械、粮食、饮用水、供电设备、通讯设备等等，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体系。正因为其体系庞大复杂，因此就需要在平时落实在整体预案的具体实践中。也就是说应该把防灾和防治疫情和国防战备作为一个国家筹备等级，建立起常换常新的储备仓库体系，根据级别来储备需要应用的物资。这一点我们必须向日本人学习，人家不只是政府有防灾的储备意识，普通的国民日常也在家里储备一定量的饮用水和食物，以备不时之需。
那么设计预案和演习预案是政府在日常工作中作为防灾及防治疫病的一个经常性工作，这项工作的设定和实施就是为了快速、有效的应对突如其来的灾情和疫情。熟悉和能快速开展是一个方面，领导干部和有关部门是否能在思想上充分重视却又是另一个方面。改革发放以来，经济发展是考核干部最重要的指标，各级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在协调各方面工作当中始终把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看成最重要的工作，尽管大会小会强调安全，可是事实终归把这项工作放在边缘地位。这些年来，天津码头爆炸、江苏化工厂爆炸等等，安全事故没少发生，每次事后查处有关责任人员，人们总能在各种文件中看到领导团队在思想上对安全工作不重视这样的结论。疫情防治呢？非典对于中国的触动不大吗？非常大！非典防治工作告一段落后，随之而来的有表彰当然也有对疏于职守者的惩罚，有升职的，也有被行政处分降职甚至因职务犯罪而入狱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呢？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容易遗忘的民族，我们当中的很多人迅速忘记了在疫病中死去的亲人，编制预案、演习预案，两三年后慢慢就荒废了这一项工作，甚至连专业人士的科学判断都听不进去，不接受专业人士的建议。这次武汉新冠疫情，头几例病人就诊后就有医生提醒武汉当局的领导，结果呢？现在武汉当局也承认了，他们有信息不透明的地方，说信息不透明，这样的说法本身就是对问题的认识还不到位，避重就轻的向公众做解释，说实话，这样的情况太普遍了，面对自家人使用外交辞令，这种见外来自于对个人利益的偏重，当个人利益、地方利益被放在全局利益至上的时候，后果出来了，500万疫区居民快速外逃，流动到全国各地，直接造成了一个月时间确诊病例达6000例，这个传播速度远远高于2003年的非典疫情。非典本来已经带来的宝贵经验在此次疫病防治中几乎没有得到应用，物资储备在哪里？口罩这种最基本的防护物资到处告缺，更遑论医院这样的重要设施。黄冈小汤山在建设当中，如果早就有这样一个医院，有一批专业对付疫病的医生，我想防治工作会从容得多。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有专门的病疫防治及隔离机构的有几个？喊口号是我们最喜欢做的事，口号喊过就皆大欢喜了吗？是的。
是的。现在新冠疫情还在蔓延，有关于某省某市新冠病人治愈出院的消息，更多的是每个省每天还在不断确诊的新冠病例，这个时候除了全国人民继续全力以赴的抗击疫情，还要有些思考。从党和政府的层面来考量，首先应该明确当下中国不再是那个粗放式经济发展的阶段，各省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正在开展产业升级的战略布局和实施。那么既然是这样，旧的问责机制也应该升级了。很多案例最后总结都发现，之所以瞒报，无非两个方面原因，比如疫情发生后，地方政府担心一旦通报，各种经济活动会迅速受到影响，这是地方经济利益。领导干部个人的仕途也会因此受到影响，为了地方和个人的利益，领导干部们面对疫病发生往往采取瞒报或者推迟通报，可是，在惯于遗忘的中国人，上一次疫病只要过去三年，就不再有任何可以谈得上充分的准备或者储备了。疫病发生之后，领导干部们并不清楚物资储备和预案实施是否完备的情况下，应该全面考量应对能力，瞒报和推迟向上级报告和向社会通报的结果就是，薄弱的物资和人员基础无法面对快速蔓延的疫情。单向问责体制的弊病就在于此，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们惧怕通报之后地方经济和个人仕途受影响而采取错误的做法导致更严重的后果。2003年的非典疫情如此，此次新冠疫情也是如此。中国有一句话，叫功过相抵，那么，从此次疫情开始，一方面切实全面落实防治疫病的战略准备，从纸面到具体行动上的准备，建立起考核体制，对于各级党政领导团队的年度考核防灾和防治疫病的准备纳入到重要考核项目之中。然后呢，疫病发生后能够正视问题、及时通报、快速反应、全面调动各种资源，态度、方法和效果，是不是也应该在事后的总结中纳入考核指标呢？是的，应该纳入。
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们一直在说，是不是一直在做呢？只能说是部分一直在做。片面利益侵蚀了地方党政领导团队的思考能力，全局思维丧失一定做不好局部工作，每年我们在培训公务员的时候都在开展全局观念的教育，可是一个政府公务员从成长之初到走上领导岗位，每一个阶段的考核有没有涉及到其阶段工作中的全局考量。我们经常说西方的教育讲究考核学生一贯的表现，每天的作业、每一堂课的表现、每一次社会实践等等都是学期末甚至毕业考试的综合考量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一贯表现好才是真的好！我们的干部任用不也需要这样的制度吗？制度，对于干部成长太重要了，在制度保障下，干部们敢做事、敢担责、敢说话，这样的体系建立起来，发生疫情还会瞒报和拖延不报吗？
当下的中国各级政府都在建设融媒体，从中央的角度出发，是整合好资源，使宣传工作和信息通报更顺畅，可是具体工作一旦在地方特别是基层落实起来，就会走样，关键还是地方利益和领导干部们的个人考量在作怪。
此次疫情暴露了中国地方政府体制和体系存在的大量问题，作为一个观察者，我想在这个当口以我的观察和判断，写出这样一篇小东西，希望有更多观察者参与到讨论中来。中国要发展，需要更多冷静的观察者，需要更多敢说和愿意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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