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的“牛李之争”：世家的最后一搏和庶族的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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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的末日光景（四）：耗尽朝廷元气的牛李之争

“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这是晚唐文宗发出的一句哀叹，阉人和藩镇题目已经连续克制李唐近百年，而朝廷中枢的大臣们也跟着凑热闹，将偌大的朝廷折腾成了辩说赛现场，李唐的君王也成了兼职裁判。
希奇的因由

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考生牛僧儒、李宗闵等人在“贤达方正、能直言极谏”制科考卷中，“品评时政之失，言甚硬直，无所回避”。宰相李吉甫以为这是将矛头对准本身，于是跑到宪宗那里哭诉，后者下令将全部主考官贬滴，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升，两边今后结下梁子。
客观来说，几个热血青年议论一下时弊并无大错，更何况他们到场的是“直言极谏”科考试，有一说一乃是该科本身的考试内容和制度本身所要求。唐宪宗也曾明说：“爱自近岁 … … 农者无以免艰食，学者无以通微言。立事之绩未纪于庶士，乏才之叹未辍于终食。 ”并特殊要求考生“勿狠勿并，以称联意”。

牛、李等人正是服从了宪宗的旨意而答卷的，既符合考试内容要求又符合考试制度要求。李吉甫身为执政宰相，原来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容许这种指切，但是他却肆意发挥，利用“一哭二闹”的市井商人本领，将一场平凡的考试酿造成一次科场大案。
以是真正的缘故原由就是：李吉甫身世赵郡李氏，又是荫庇人仕，对于科举及庶族通过科举而人仕怀有一种本能的痛恨（加之心胸局促），因此对于对方的风吹草动非常敏感。
李吉甫倒是没过几年就挂了，愤恨却连续到了儿子李德裕身上，尤其在稀里糊涂在表面待了几年的牛李二人看来更是云云。
自此至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 849 年）竣事，整整连续了 41 年。
总体来看，这是一场科举进士和世家的战争，想来没人反对。
凡事皆有始终。
缘起：世家的衰落和科举的鼓起

世家曾经把持的中国的政治方向近一千年了，他们脱胎于西汉的功臣和宗室团体，发展于魏晋，在南北朝到达顶峰。他们不管把持了地方地皮，也把持着朝廷的用人大权，曾经是皇权以致改朝换代者也无可奈何的存在。

▲曾经风流淡定的世家人物
然而，科举的出现让他们感到了后背发凉。
隋朝发明的科举在其时只能说是察举制的增补，隋炀帝本人也未见得多器重。进士在“累世公卿”们的压抑下都不得已投靠世家寻求保护。
李世民的登基是个分水岭，李氏乃关陇团体的首脑，得天下也有赖众世家的帮衬，宗子李建成与父亲头脑政治上保持划一，且交游广泛，部下多世家子弟。这本应该是世家权势再次起势之机，汗青却由于突如其来的“玄武门之变”走向了大相径庭的分叉口。
李世民也是世家子弟，却在残酷的同一战争中成为了庶族的代表，大概说二者身份兼而有之。他登基之后重用了许多庶族人士，因而引起了世家权势的不满，他们之间是一荣俱荣，一损皆损的优点共同体。自此武装反抗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天下士子不乐仕进”，这种不相助态度导致了两边的同床异梦，因此李世民不得已保存了恩荫制度，保持了世家在统治阶级中的职位，同时加强了对庶族的扶持和科举制度的发展推广。

固然由于唐太宗的雄才大略，由于唐初统治者的雄心勃勃昂扬向上等因素的作用，二者的抵牾并没有公开和激化，但随着汗青的推移，两者之间的斗争也日趋锋利猛烈起来。
政策一会向着世家，一会方向科举，在恒久的博弈之后，科举终归照旧成为了朝堂的主流，至武则天时期，“天下第一大姓”的博陵崔氏子弟也跑来到场科考了。而厥后出生宗室的“诗鬼”李贺，由于父亲名字犯忌而被剥夺了了科考资格，当了许久不入流小官之后郁郁而终。
深入：藩镇割据的深刻影响

话说“百年的王朝，千年的世家”，世家恒久不衰的根本缘故原由在于他们掌控的资源，尤其是地皮资源。大田主庄园经济自两汉成型，平静年代搞地皮吞并，战时结坞自保，顾而在地方根深蒂固，虽无朝廷实封，却形同独立王国。
他们用联姻和缔盟的本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既得优点群体，进而对朝廷大事形成了巨大影响力。

▲曾经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冲破世家职位的是连续的割据和战乱。无尽的战乱极大的打击了田主庄园经济，是他们不可制止的收到打击。而藩镇则是被授予了人财物权的小王国，他们与盘踞地方的世家存在着不共戴天的竞争关系，因而众以致连缓冲回血的机会都不给。
实在世家也好，藩镇也罢，单个的权势都不敷以形成任何威胁，但形成团体后则是皇权都不敢撄其锋芒的存在。
当藩镇的连续存在压缩了世家的生存空间之后，不可制止会影响到他们在庙堂的职位，毕竟被剥夺了地皮的世家不外加大号对的书香门第罢了。
庶族的机会来了。
PK：庙堂太小，想来者多

对于牛僧儒、李宗闵而言，依附文章令当朝宰相失态，厥后以致代表科举士子站上PK台同世家出生的李德裕（李吉甫之子）正面临抗，已经是一种胜利。
如果在百年之前，他们怕是没这个胆子。
而故意思的是，当世家的经济底子被渐渐清除之后，曾经人才辈出的世家也人才凋零了起来，前文说到的李吉普亲身对付两个尚未成气候的对手，简直有负先人“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教导。之以是云云敏感而冲动，实在正是世家团体式微的体现。

而庙堂就这么大，阉人管着天子，藩镇占了地方，留给世家和庶族们的也就是这一亩三分地，与其说是世家与进士们的争斗，不如说根源在于势族与庶族的势不两立，同时又将这种势不两立上升到自发高度的缘故。
庶族被压抑并非一天两天，算起他们的先辈在世家面前奴颜媚骨的履历，这旧恨可就是血海深仇了。可以大概逮到机会往死里踩，他们天然是不会放过。
争斗终以“牛党”苟延残喘、“李党”灰飞烟灭而告终，而此时大唐的丧钟已经隐隐敲响了。
世家和庶族孰优孰劣，这是个题目。
末了的大唐名相

李德裕出生于江山日下的赵郡李氏，是晚唐的名相，也是“会昌复兴”的现实缔造者，在位期间他外攘回纥、内平泽潞、裁汰冗官、制驭阉人以致铲平走火入魔的佛教，可谓功绩显赫，后官拜太尉，封为赵国公。他与唐武宗的君臣相知，也成为晚唐绝唱。
从功劳上看，牛党貌似没有什么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从为人上看，李德裕貌似也从未将所谓的“牛党”当做死敌。

会昌元年，武宗决定杀死杨嗣复等人，面临如许千载一时的机会，李德裕的选择是跪求哭诉，终于感动武宗将两人赦宥。可见，李德裕只是从政治上、制度上否定科举，并不盘算牛党中个人的举动。
历朝历代对他评价甚高，李商隐《会昌一品集》作序时，誉之为“万古良相”。近代梁启超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成为封建期间六大政治家之一。

▲正气凛然的李德裕雕像
而李德裕的了局也黑白常悲惨的，他被亲手提升的宰相白敏中（白居易族弟，庶族代表）给直接打发到崖州（本日的海口），厥后苏东坡也去过，痛惜这大唐末了的明相终究没挨过这一劫，病死于异地他乡。
说来中国文官的放逐史，竟然无人比功高盖世的李德裕更惨的了。
于李德裕的做人留一线不同，牛党的作风完满是赶尽扑灭，这又是为何呢？
“股东”和“打工仔”

以今人的眼光而言，科举动员了社会阶级之间的运动，构建了厥后以乡绅为骨干的下层社会体系和成熟官僚体系，是一个汗青的进步。
但是笔者回首汗青，貌似自五代之后中国并没有真正逾越前代，曾经的汉唐雄风也不再重现，以致两次被异族灭国，官员的道德程度也出现了雪崩式的滑坡，贪腐题目较之前代更加突出，汉奸也层出不穷。
实在区别的内因很简朴，这就是“股东”和“打工仔”的区别。

前者的认知在于，不管本身能得到多少利益，公司（国家）的安定才是本身安身立命的根本，世家往往有钱有地，枝繁叶茂，不至于见钱眼开，对于大概祸及眷属名声、发展以致存亡的举动是有所顾忌的；而后者显然就不会有这个顾虑，他们没有眷属的支持，同时也没有眷属的挂念，因而他们办事可以说百无禁忌，只要报酬符合，大不了换一个老板，我想汉奸大抵是如许以为的。

个品德行总有高下，笔者并非将全部世家和庶族纳入这个范畴。但须知，只有反叛阶级的个人，没有反叛优点的阶级，道德只能束缚个体，对于整个阶级而言他们就是如许的存在。
我们大概高估了这些进士们的操守和程度。
科举制度下的大唐进士们

孔子说“君子朋而不党”，进士们却有着结党营私的本能。

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 , 委曲随计 , 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 , 盖恶其祖尚浮华 , 不根艺实 。然朝廷显官 , 须是公卿子弟 。何者自小便习举业 , 自熟朝廷间事 , 台阁仪范 , 班行准则, 不教而自成 。寒士纵有出人之才 , 登第之后 , 始得一班一级 , 固不能熟习也 。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 。”--《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这是李德裕给唐武宗上的眼药水，意思是说：祖父天宝年间不得已到场科考，也中过进士，但以后就把《文选》（梁朝萧统著，诗词歌赋引导课本和唐朝应试必考项目）给雪藏了，因而这本书脆而不坚，于治国毫无裨益。（以是）进士阶级就只会玩这些没用的东西，远不如世家子弟自小学习，熟悉朝廷事项，许多东西都不用教了，故而“朝廷显官 , 须是公卿子弟 ”。

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这位宰相貌似并没有说错什么，李德裕想改革的是科举制度，而并非针对通过科举入仕的庶族进士。
而据史料纪录，当年的进士们结党营私的情况相当严峻。

嗣复与牛僧孺 、李宗闵皆权德舆贡举门生 , 情义相得 , 进退弃取 , 多与之同 。--《旧唐书 》卷一七六 《杨嗣复传 》
云虞卿性柔佼 , 能阿附权幸以为奸利。每岁栓曹贡部 , 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 , 无不得其所欲 , 升沉弃取 , 出其唇吻。而李宗闵待之如骨肉 , 以能朋比唱和 , 故时号党魁 。--同书同卷《杨虞卿传》

李宗闵利用进士科结党营私 , 史籍上纪录得显着确白。
所谓屁股决定脑壳，出生决定态度，作为世家首要思量的题目是眷属的兴衰，而入朝出仕则是他们光耀门楣以及争取眷属优点的途径。因而李党主张修改科举，克制藩镇，牛党则持全面反对意见。
但是在构成对皇权的威胁之前，各世家仍旧是独立的存在，门第有高下，却无附属关系，他们固然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优点团体，并不会为了某一家的优点去赴汤蹈火。

而庶族则截然相反，他们的题目在于出生卑微，当跻身于偌大的朝堂上时会出现本能的陌生感和伤害意识，因而报团取暖和后结党营私实在是他们的天性。当小团体出现的时间，国家优点显然就必须给团体优点让路了，好比严党、阉党以致东林党，其首脑人物则可以称之为“权奸”。
“牛党”的本质也是如许的小团体，作为第一次把握政权中枢的庶族权势团体，他们的心田非常忐忑，故而将竞争对手往死里整以求心安。
故以为与品评进士科之李德裕相对立者便是新兴、进步，是不妥的。以牛党之行径 , 与其说是附和科举，不如说是在维护团体优点 。
活在开元盛世的人们，肯定想象不到大唐的了局。
结语：都将灰飞烟灭

可笑的是，开元年间正是世家、庶族、阉人和藩镇的同心协力，方打造了中国封建史上最巨大的盛世，而现在朝廷式微，他们却要分出个不共戴天。

从两次“复兴”的履历来看，李唐固然没有办理掉阉人和藩镇两大现实题目，但可见朝廷尚有肯定的气力和招呼力，但这些都将子虚乌有。
而牛李之争某种程度而言令天子进一步丧失对朝臣的信托，曾经内廷阉人党派之争互为表里，然自甘露之变后（见笔者文章大唐的末日光景（三）：恒久兴风作浪的唐朝阉人），阉人们自成一气，同类相聚，不再让外朝大臣有所依附。固然党争以后以后不再出现，然却使得外朝大臣转而依附拥有地方兵权的藩镇，变成崔胤团结朱全忠杀尽阉人之举，朝政大权落入藩镇手中，加速唐朝走上殒命之路。

这场权利之争并没有赢家，在黄巢雄师“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暴行下，曾经主宰中国上千年的世家团体被从肉体上彻底清除，消散在汗青的舞台。
而残存的“清流”们，厥后多半被朱温扔进了黄河，消散在“浊流”中，他们与两宋重新屹立于庙堂的官僚团体们，完全没有了传承上的关系。
下文将继续探究大唐在安史之乱后代家、庶族、阉人和藩镇四派权势的斗争和制衡，千疮百孔的李唐王朝，何以还能对峙一个半世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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