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挥金如土后，共享经济高估值难继续!如何收场?

小笨象

全球最贵的共享办公巨头WeWork， 两个月内坐上了“过山车”：8月宣布IPO，9月叫停，10月22日被迫“卖身”孙正义，估值从470亿美元一路暴跌到70亿至80亿美元。 这恐怕是今年华尔街的诸多闹剧中最为戏剧化的一幕。 软银集团、愿景基金董事长孙正义，用真金白银和换股接盘WeWork 80%的股权。当然，不是没有条件：WeWork 创始人、董事长亚当·纽曼（Adam Neumann）被清扫出局。在此之前，孙正义已经联合其他投资人让他辞了CEO的位置。 剧情似曾相识。四个月前，超级独角兽Uber上市，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作为董事没能上台敲钟。两年前，卡兰尼克治下的Uber经历一系列丑闻，一众投资人逼宫，卡兰尼克卸任CEO。 不止是WeWork和Uber。2019年，科技小巨头们都没有迎来预期中的华彩时刻，以3月Lyft上市拉开的IPO连续剧个个悲情：Lyft上市七个月累计下跌40%；Slack从6月底上市以来，股价下跌超过30%；Uber上市当天破发，8月底交出疲软季报后股价跌至历史新低，市值跌至私募市场2015年水平。见势不妙的WeWork干脆停止IPO计划，卖给软银集团。 软银集团董事长孙正义是Uber、WeWork、滴滴、OYO等一众“明星企业”的主要投资人，也是各类创业新模式最狂热的传教士。2016年，他筹集千亿美元的愿景基金杀入市场，彻底搅乱了全球私募市场的游戏规则。 多位私募市场人士将孙正义的投资方法论，总结为PE (私募股权投资）的资金体量，VC (风险投资）的投资方式。孙正义赌赛道、算账粗之外，对于单个项目的成败并不执着。 然而，这一次孙正义似乎对于赛道的选择也出现了失误。各类新模式穿透共享概念后，面临监管和市场双重挑战。 9月11日，Uber和Lyft迎来了对其“共享”概念釜底抽薪的美国加州AB5法案。在共享出行和外卖领域，司机和配送人员提供服务，但并不从平台获取报酬，这类商业模式冠以“共享”之名，却最终被定义为“零工经济”（gig economy）。 AB5法案要求“零工经济”的公司将合同工按照正式员工对待，提供最低时薪保护，以及工伤、健康保险、带薪病假等员工福利。法案一旦实施，Uber、Lyft,以及食物外卖公司DoorDash等依靠兼职劳动力控制人力成本将不可持续。有分析人士称此举将会提升这些公司30%左右的用工成本。

WeWork的“共享办公”故事则一直不被市场认可。华尔街给WeWork和孙正义“下马威”，对于私募市场热捧的共享概念毫不买账，WeWork的估值模型被直接打回了“商业地产租赁”。 “共享办公就是二房东，整售转散租，再提供一点办税、交社保的所谓增值服务。”2017年，当共享办公概念在中国兴起时，国内一家大型房地产基金投资人即如是评价。
更糟糕的是，所有共享经济企业无例外地亏损。凯雷前董事总经理、兼固资本创始合伙人桂昭宇直言，相比一级市场看重想象空间，二级市场的投资人更加实际，评估企业时用的是利润和现金流等实际数据。 “投资人已经对这种‘高增长、高成本、盈利难’的模式充满了不安，加上经济衰退的预期，很难期望二级市场能够为此埋单。”一家硅谷私募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科技公司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目前终于到了清算时刻。 “共享经济”的高估值为何难以为继？Uber、WeWork先行试探二级市场后，下一个会是谁？软银孙正义面临怎样的挑战？“共享经济”又该如何收场？《财新周刊》新刊封面报道《“共享经济”滑铁卢》为您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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