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拾荒者：赚一点在城市生存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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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热衷于为舞台中央的故事立传，两位社会学研究者则把目光投向了边缘，他们花了数年，为城市拾荒者写了本书。
　　
　　2018年9月，作者之一张掠闭驹谘萁蔡ㄉ希匾渥约涸胧盎恼呙芮薪哟サ木ldquo;他们在哪儿生活？他们从哪儿来？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之前从来没有追问过。”张掠倍约钦咚怠Ｕ馕幌止┲坝谥泄缁峥蒲г荷缁嵫а芯克难д吒锌ldquo;对在城市中生活着的人来说，拾荒者这个群体仿佛总能在需要时出现，在不需要时消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2007年，张掠焙捅本┐笱缁嵫档耐诺执镂挥诒本┪寤吠獬窍缃雍喜康睦渌濉Ｋ谘亟执畛隼吹呐镒永铮屯庀缋吹慕ㄖと肆淖盘欤桓鲋心昴腥说抛湃殖荡铀矍熬刀防锒崖ldquo;垃圾”。
　　
　　此后，她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胡嘉明教授一起，慢慢走近拾荒者这个“每天帮助城市排废，却不受关注”的群体。她们跟拾荒者密切接触了3年，在田野调查结束之后，也一直关注着这个群体。
　　
　　最终，两位研究者写出了一本《废品生活》。
　　
　　一样和不一样
　　
　　张掠奔堑茫盎恼咄ǔ＜富Ч沧∫桓鲈鹤樱患也怀0平方米。每个大院共享一个水龙头，房间门口支出小棚子当厨房，搁着小炉子烧水做饭。
　　
　　马大姐家大铁门外挂着木牌，写着“废品收购站”。她家租了个整院，一年6000元租金。张掠弊呓飧鲈鹤邮保吹狡孔印⑺芰洗嗟幕厥瘴锲贩掷嗦敕抛牛训酶吒叩摹br />　　
　　屋里很干净，墙角有个合金脸盆架，搁着水和香皂，马大姐洗手洗得很频繁。
　　
　　她1993年跟丈夫一起进了城，两口子在火车站待了五天五夜，只花了5元钱，每天分吃一个1元钱的面包。他们四处打零工，攒起第一个500元，买了三轮车，成为拾荒者。
　　
　　2007年马大姐40来岁，会和当时20来岁的张掠绷ldquo;闺蜜之间的话题”，比如孩子、老公、父母。
　　
　　另一个会跟张掠绷呐曰疤獾娜送0来岁，张掠敝恢浪醋陨挛鳎兴舷绱蠼恪br />　　
　　老乡大姐文着半永久的眼线，梳齐刘海，穿紧身裤，脚踩高跟鞋咯噔咯噔穿过堆着废品的大院。张掠贝用患┲匮囊路饺讼辛牡幕疤饣固砩狭嘶逼罚疤庾钪章涞搅顺抢锖拖缦碌奶炱云し粲跋斓牟畋鹕稀br />　　
　　“他们和我们没那么不一样。”张掠彼怠br />　　
　　但他们没几个人坐过地铁和公交车，也没人踏足过这城市著名的旅游景点。
　　
　　这些人偶尔凑在一起读收来的旧报纸。张掠狈⑾郑遣淮蠊刈⒚餍呛陀槔中挛拧Ｊ闭嗟南⒌故腔峥矗故歉匦暮蜕钣泄氐氖隆Ｄ昙颓岬南不端敌┐匆祷疤猓瓿さ模崂耪掠碧嘎圩优逃２恢挂蝗宋收掠保ldquo;能不能跟我家孩子聊聊？”
　　
　　没人提过具体的要求，比如介绍学习方法或列一份书目。他们只是想有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让自家娃接触一下。
　　
　　那段时间，张掠碧砑恿撕眉父龊⒆拥牧捣绞剑械脑诟改干肀撸械脑诶霞遥Q对话框除了问好，就只剩一片空白。“那些孩子也并不是真的想跟你聊。”这是张掠倍嗄旰蟮母锌br />　　
　　来自四川仪陇的小张把孩子带在自己身边。小张的儿子“在垃圾堆中长大”，不到1岁就坐在父亲收垃圾的三轮车里来回摇晃，大一点开始在院子里疯玩，“把垃圾场当作游乐园”，“台秤是他的秋千，货架是他的滑梯”。孩子性格开朗，长到3岁也没生过什么病。
　　
　　当时的张掠焙芤苫螅ldquo;这么脏的环境能育儿吗”，母亲没有产检过，孩子也没有打过预防针。11年之后她的想法变了，“我自己有孩子之后，才发现他们的选择其实已经是当下最好的了。母子不用被迫分离，尤其是孩子那么小。”
　　
　　小张家的孩子最后还是送回了老家，老乡大姐留在老家的儿女，反倒接来身边。屋里多了两个小孩，她“开朗了许多，话也多了”，就连对张掠钡奶榷疾灰谎恕br />　　
　　赚一点在这个城市生存的权利
　　
　　小张在中专学的是粮食调度，还没毕业，粮站就都不存在了。他退了学，去北方的大城市闯荡，最终投奔了拾荒的姐姐，跟着入了行。
　　
　　小张原本每天要赶去一个离他住处四五公里的高档小区，帮着物业把小区的垃圾装进环卫部门的垃圾车里，其中可回收的部分归他。这个活儿是他每月花几十元跟物业承包来的。比起到处翻垃圾箱，“包小区”的收入要稳定一些。
　　
　　这个80后的年轻人一直想着转行，他曾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回老家打工、开店，临走前向张掠钡辣穑ldquo;以后就不回来了。”
　　
　　但他还是回来了，老婆生了二孩，他需要更多钱，回到原先的小区继续收垃圾，这次，物业没跟他要钱。
　　
　　原来，他走以后，小区还得调人一大早去装运垃圾，物业人手紧张，又不愿专门花钱雇人。只要小张肯回来，每天早上继续帮他们搬运装车就可以了。
　　
　　后来她辗转听说，小张跟人合买了车，开始从回收中心收垃圾。
　　
　　开废品回收中心的王超进城10年了。他记得小时候，学校老师吓唬学生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不好好学习，长大了收破烂、扫大街”。
　　
　　2005年王超17岁，在他的家乡，很多人进了城，以收废品为生。有个做这行的朋友叫王超去帮忙，他还纳闷，“收这个也能养家糊口？”
　　
　　入行前，他怕会叫人瞧不起，13年后，这份顾虑没能完全消除。即便他从没真正遇到过异样眼神，也没听到不好听的话，但负面的想象总在他心头飘着。
　　
　　“其实老师不应该这样说，这些工作没什么低人一等的地方。”如今年过30的王超感慨，“而且，收废品甚至还是整个城市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2005年夏天，王超先是跟着朋友做废品的回收和分类，去一些长期合作的企业或单位回收塑料瓶。不到一年，他开了自己的回收小店，成了当时那家废品回收市场里最年轻的店主。
　　
　　刚开始他不懂行情，值2元多的塑料膜，3元收了，“对方说什么价就是什么价”。
　　
　　如今在他的废品回收中心，收来的塑料废弃物会被清洗分类，运往河北等地的工厂，做成生产原料。王超和许多厂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一年的纯利润大约有七八万元。
　　
　　大多数拾荒者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被纳入监管。“废品经济是非正式经济中的一种。”胡嘉明向记者解释，“他们的资本很少，利润也很微薄。城市夹层的中下阶层里，其实存在很大的非正式经济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拾荒者想要赚一点生活费，也赚一点在这个城市生存的权利。”
　　
　　仅在北京，2014年就有大约二三十万名农民工成为拾荒者，参与到这项非正式经济中来。
　　
　　“中国的废品回收率其实是很高的，回收的种类也很多，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常年推广垃圾分类的环保志愿者陈立雯说。“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误以为，日本或其他发达国家废品回收率比我们的好。其实在中国，废品回收才是真正的垃圾分类。”陈立雯说，“这些从事废品回收的外来打工者，实际上对中国垃圾回收率的提高，作了很大的贡献。”
　　
　　大多数拾荒者是一个人或夫妻二人，与其他进城务工人员相比，他们的居住环境更糟糕。冷水村的拾荒者住处没有厕所，许多户共用一个旱厕，定期打扫清理。有些拾荒者的孩子假期到父母身边暂住，发现所谓在大城市打拼的父母，日子过得还不如在乡下舒适惬意。
　　
　　分拣垃圾需要场地，城市的中心地带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这使得他们必须选择“边缘”。当城市扩张时，拾荒者被推着向外迁移。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北京拾荒者的主要活动范围从三环一直外迁到七环。
　　
　　收垃圾的地方和分拣垃圾的地方离得越来越远，相应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陈立雯提到，废品回收几乎持续了10年的黄金期，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放缓，一同消退了。北京五环路和六环路之间的废品回收市场大多已经关闭，许多规模比较小的回收站也消失了。陈立雯2016年去访谈调研的时候，得知大概有50%左右的拾荒者离开或转行。前不久她再去，这个数字成了75%。
　　
　　陈立雯不希望那些原本可以被回收利用的垃圾，最终被填埋或焚烧，“原有的废品回收体系在瓦解，新的体系如果衔接不上，就会出现断层”。
　　
　　王超坚持下来了。不久前中国停止进口洋垃圾，他意识到转机，一些能够做成生产原料的回收物品价格提高了。
　　
　　他曾试着做过一阵子电商，但最终还是把网店转让给亲戚，“习惯了，不想转行了”。
　　
　　大多拾荒者入行是为了糊口，也有人是不喜欢朝九晚五地打工。他说这一行最大的好处就是想开工就开工，自由支配时间。
　　
　　但王超发现，自己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少了，“没上工就没有收入，开支还很大”。为了不被市场淘汰，他每天从早干到晚，全年无休。
　　
　　开放，也封闭
　　
　　在胡嘉明的印象里，很多拾荒者家庭起初并不愿意受访。她和张掠焙貌蝗菀渍业揭桓鼋邮芩墙氲脑鹤印Ｄ歉鲈鹤佑2户人家，其中10户都是都是收废品的。
　　
　　老乡大姐也住在一个这样的院子里，起初她不承认自己是个拾荒者。她的老公是建筑工人，工作是拆掉废弃的房屋。拆房子的过程会产生大量可回收的垃圾，成为这个家庭的收入来源之一。
　　
　　张掠痹缸旁鹤永锒炎诺姆掀肺世舷绱蠼悖ldquo;你是不是干这个的？”对方摇头：“不是的。”问了几次都如此。
　　
　　直到有一天，张掠笨吹嚼舷绱蠼愕抛湃殖到嗽鹤樱刀防镒奥松罾br />　　
　　当时情境下，张掠本龆ú淮丈先プ肺剩恢ldquo;微妙的尴尬”存在于两人不小心交汇的眼神中，张掠奔泵ldquo;跑开了”。
　　
　　“没有必要去刺伤她的自尊心。”她说。
　　
　　老乡大姐最后在闲聊时告诉张掠保约好皇率币不崛ldquo;捡破烂”，又专门强调，去的次数“不多”。
　　
　　整个调研过程持续了数年，张掠庇胄矶嗍盎恼呓⒘诵湃喂叵担舷绱蠼闶瞧渲凶钊盟械郊枘训囊晃弧br />　　
　　在社会学的术语中，这种与调研对象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被称为“进入”。张掠庇昧税肽甓啵乓徊揭徊浇肓耸盎恼叩纳睢Ｋ舜罅康氖奔湓诶渌謇ldquo;混脸熟”，或是在村里走来走去，或是在小卖部门口坐着，“让这里的人知道，哦，有这么一个人”。
　　
　　后来，张掠比ス矶嗯┐搴托≌颍ソシ⑾郑盎恼呷禾寮炔幌翊车呐┐寰用瘢膊幌癯鞘芯用瘛br />　　
　　如果赶上饭点儿，村民十有八九会开口邀请她一起吃，可再熟悉的拾荒者也很少向她发出过邀请。
　　
　　“这一点和他们在农村的时候不一样。”张掠庇行└锌鼗匾洌ldquo;或许因为他们住的地方都特别小，吃得也极其简单，所以他们觉得，不是能够招待人的样子，还不如不要招待。”
　　
　　她还有个猜测：“也可能是他们没把这儿当家，你去他们家，是客人，要招待，可这儿是工作的地方。”
　　
　　张掠奔堑茫幸淮危鸵桓鲈鹤拥户人家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可某天她踏进院子后，4家人都告诉她，“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很突然，把我之前送给他们的礼物也全部都扔回到了我身上。”她有点难过，尽管访谈和调查确实带有目的性，但在过程中她付出的感情是真实的，“我是真诚地希望跟他们交朋友。”
　　
　　她开始思考“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们在面临什么”，这种思考和追问本身也成了研究的一部分。这4户人家是互相认识的，一个院子就是一个小型的社群关系，住在一个院里的拾荒者既是邻居，也是老乡、朋友、同行，形成很紧密的网络。于是会出现这种“一家拒绝你，等于一个院子一起拒绝你”的现象。
　　
　　张掠辈拢侵淇隙ㄍüldquo;比如某天有人说，这个学生写的事，也许对我们并不好。其他的人可能会觉得是这样的。”
　　
　　他们敞开着院门，紧闭着房门；聊工作时含蓄，聊家长里短时健谈；他面对陌生人时看似热情，但保持着距离。
　　
　　“拾荒者活得比较小心翼翼，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城市边缘，是随时可能被踢走的。”张掠彼怠br />　　
　　更多人还是选择了信任这两位年轻的学者。用马大姐的话说，“你如果不是学生，我根本不让你进门”。
　　
　　马大姐的儿子在城里读完了小学才回老家，孩子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坚决不让儿子碰一下废品。有一次，儿子想帮忙收拾一下收回来的塑料瓶，她当场就发火了。
　　
　　她想让儿子读书、考大学，再也不要做自己这一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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