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写作癖”

小希

老了本应悠游自在，安闲地享受生活，却不经意间醉心于写作，而且乐此不疲。这件事是好还是坏？有利还是有弊？
我1999年从新闻岗位上退休，又受邀为另一家新闻单位担任记者站站长，直到2009年方才彻底退下来。在此后的9年间，又爱上了文学写作，先后公开出版了5部作品，其中散文集3部，诗文集1部，长篇小说1部。对我这种生活方式，朋友间颇有异议，褒贬不一：褒者说“老当益壮，精神可嘉”；贬者说“患了写作癖！写的书有谁看？”
静夜细思，褒者的话是客气，是鼓励；而贬者的话，尽管也有“老了就要以保重身体为要”的意思在内，却是实实在在地持反对态度。对此，我反复琢磨，回忆这5本书的写作历程，愿将其呈现在大家面前，供褒贬者评判。
我自幼爱好文学，在大学就是学的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先后担任过机关科员、科长和新闻单位的领导，虽然心里有写作的欲望，却因为忙于事务，加之自己又缺乏像有些领导那样，既能把领导当得风生水起，又能把写作搞红红火火的本事，所以只能顾好本职工作这一头了。直到彻底退休无牵无挂时，才拿起笔来，将储存在心底的素材整理出来，写了一百多篇散文，陆续编辑出版了《故乡的刺玫花》和《那一抹虹霓》两本书，送给杂文散文家协会的文友们阅看，影响尚好。这两本书的出版，用当下的时髦语说，是我的“圆梦之旅”，圆了喜爱写作的“作家梦”。
此时的我年已78岁，本可搁下笔来，悠游自在地享受退休生活，可是又有一个心思在我胸中孳生起来，这就是浓浓的乡愁。我生于1938年，在家乡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时期，至今60多年过去，可是那段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翻天覆地的变化，仍然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那是一段难忘的历史，如果不记录下来，流传给后人，实在有点可惜。可是，和我同时代的家乡人，大多文化欠缺，能执笔为文的人少之又少。我想，如果我不肩起这个任务，我死之后这段历史将会彻底堙没。一股责任感在我胸中升起，自认“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不顾年老体弱，先后用两年时间，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寨里村往事》和散文集《寨里村记忆》，将建国前故乡那一段乡亲们的血泪史、奋斗史和建国前后家乡的地里、凤物、民风、民俗的变化记录了下来。这两本书出版后，我如释重负，觉得心地坦然，一身轻松。
一切可以就此打住了。年岁已入耄耋，身体又患多种疾病，早该放松自己，以娱晚年了。可在闲暇翻阅笔记时，发现其中尚有各个时期偶尔为之的一些诗歌，记录着生命的各个阶段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其形式虽朴质，其感情却真挚，不忍舍之，经整理有80余首。同时又想到市杂文散文家协会文友们，为我之前出版的3部散文集所写的评论，亦应集中保存，留作纪念。于是又加上几篇未出版过的散文，三者合在一起，汇集出版了第五本书——《背篓集》。
以上就是我这5本书出版的全过程。其出发点纯属顺势而为，并非追名逐利。出书要自己花钱，出版后所有书都是无偿送给朋友们的，顶多刷个“存在感”，表示我还活着，此外哪还有名利可图？我大学毕业后工作38年，虽业绩平平，党和政府已经给了我足够高的待遇，授予我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荣誉称号，享受着正教授级的退休金，我还夫复何求？至于这些书出版后是否有人看的问题，我并不特别在意。譬如冬春的飞播造林，飞机撒下的种子，可能绝大多数都落在了旱塬上、山石上干枯而死，只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有幸得水土之宜生根发芽。我的书能否有这种幸运，那就听天由命了。
写作是否会影响健康？这是无论褒者和贬者都共同关心的问题。根据我的体会，老年人还是要有点事干，才能活得有意义，才有利于健康。著名漫画家丰子恺先生活过了一百岁，有记者问他有什么长寿秘诀，他只说了一个字：“忙”。老年人要长寿，各人有各人的忙法，有的喜欢旅游拍照，有的忙于唱歌跳舞，有的热衷麻将象棋，有的青睐书法绘画，有的则爱好上网炒股，自然也有像我一样钟情于文学写作的。我想这些活动，只要安排妥当，不要过于劳累，对健康还是有益的。我这些年来，先后写作出版了100多万字的作品，每天在电脑上的写作时间也就两个小时左右，节假日则全部休息，自觉轻松愉快，丝毫没有感到压力。
（2019.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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